司马迁对传统经济管理方针的认识

在中国的经济管理思想发展史上，在宏观层面上看，管理经济途径有二：一是放任自由的“无为而治”，二是国家干预的“通轻重之权”。这两点在司马迁时代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在司马迁看来，“无为而治”是他所赞同的。很多学者认为，司马迁在经济史传中所表现的经济管理思想是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宏观控制。然而并非如此，司马迁的经济管理思想是具有十分鲜明的两重性的。在《史记·货殖列传》一书中，主要反映的管理经济思路是“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色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执(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蜀户说以吵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从这看来，司马迁的宏观经济领域管理策略基本内容有五点。
　　首先，这里的“因之”，就是恪守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尽力满足百姓的求富之欲，放手让他们去发展生产，把流通搞活，以求丰裕，终达富民强国之本。而“因之”背后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则具有双层涵义：一为因其固然；二为因民所欲。司马迁认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也就是说，人的心理层面是有求富欲望的，故“善因”就要求执政者应去满足这种欲望，凭其自身逐利生富。所以他赞同“自汉兴以来，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得富商大贾周流天下，货畅其流，以得其所欲。”
　　其次，“利道（导）之”，是指要懂得因势利导。按照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意愿，应该进行一定的引导，这样才能调动百姓对富裕生活的积极态度。谓之“平粜齐物，关市不乏”类似的经济调整政策即当属此类。而后，“教诲之”是对百姓在逐利获益的过程中开展宣传教育，以礼匡正。如“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也就是这个理念，但是效果很不理想。
　　再次，“整齐之”就是需要国家对人们求富活动采取一定的行政干预措施，采用强制性手段从中进行引导。传统的重本抑末，对大贾富商实施的各种限制举措，即属此类。
　　最后，“与之争”，即为与民争利。武帝时期桑弘羊所实施的一系列宏观经济财政措施，如前文历史背景中所提盐铁官营等，极大地满足了当权者的无穷利欲，却压抑了工商业的发展，故司马迁认为此为“最下”之法。
　　然而，司马迁对这五类经济管理法都持不同程度的肯定，绝非一味地承认“因之”，而反对“争之”。在《货殖列传》中，致富的等级有三，“本富最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这说明司马迁并不赞同违法而成为富人的行为，认为应由国家按照律例来限制，不应该放任不管。同时，他呼吁致富应以正当途径为根本。而在《平准书》中面对那些与民争利的豪党、宗室，他则提出应采用打压的举措来限制他们，针对武帝、桑弘羊等人实行的一些利国利民的国家控制干预措施也大体表示赞成。
　　由此可见，司马迁所反对的并非为“政府干预”的管理方法，而是强调政府在干预过程中所存在的“过度干预”现象，他所反对的实为政府“过度干预”所导致的经济的停滞乃至下滑。
　　综上所述，司马迁的经济管理思想具有双重性，对这五类经济管理方法也均有不同程度的认可，而认可的具体程度则需依照实际情境中不同对象的立场来决定，并非只是“一锤定音”式的肯与否的态度。司马迁这种社会经济管理的思想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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